明朝：奸臣是昏恶皇帝的影子

二十四史中最后一部《明史》，前后编撰花费了六十年，其《奸臣传》“精心”确定的六个主要“奸臣”分别是：朱元璋时期的胡惟庸，永乐皇帝朱棣时期的陈瑛，嘉靖皇帝朱厚熜的严嵩，崇祯皇帝朱由检时期的周延儒、温体仁，大明残余政权弘光朱由崧时期的马士英。
（一） 被诬陷的“中国最后一个宰相”
《明史•奸臣传》首列胡惟庸（？～1380），曾经在开国皇帝朱元璋手下当宰相七年，积极任事，敢于担责，如此性格在皇帝创业时期可谓优点，在皇帝江山稳定、权力膨胀后，就与猜疑心极重、缺乏安全感的朱元璋产生政见分歧，而明太祖解决分歧的方式就是历代帝王的老套路。
1380年，胡惟庸被“诬以谋反”，以叛逆、谋反罪被杀，大搞“瓜蔓抄”式的牵连，株连其友好开国功勋李善长等数万人，而后明朱元璋亲撰《昭示奸党录》，布告天下。
据吴晗先生考证，所谓“通倭”、“通虏”、“谋反”不过是诬陷，根本上是相权与皇权的冲突， 诛杀胡惟庸之后，中国就再没有了宰相。朱元璋撤消了宰相制，意味着皇帝与宰相的冲突以前者胜利告终，胡惟庸也成了最后一位名副其实的宰相，从此，皇帝进入了登峰造极的绝对权力时代。
（二）奸臣背后是奸帝
1402年，从自己侄子建文帝手中夺来皇帝位置的一代奸雄朱棣，在造反杀到南京后，制造了针对方孝孺等建文帝旧臣的大屠杀事件。这次举向自己人的杀戮，比所谓日本鬼子都狠毒百倍，简直是虐杀。朱棣曾下令将大臣齐泰的姐姐和黄子澄的妹妹等四名女子让20个年轻男人日夜轮奸，更人将旧臣病死的妻女尸体喂狗，以致建文帝“诸忠臣无遗种矣”。
如此中国史上反人类的罪行，罪责落在了陈瑛（1373～1411）头上。在狠毒残忍皇帝朱棣任内，陈瑛任负责纠察百官的左都御史，他以“荼毒善类”，残害建文帝旧臣而位列明史“奸臣传”。
然而，在对方孝孺等建文帝旧臣的罕见大屠杀事件中，陈瑛乃是严格按照明成祖的意旨行事的，或者说是在朱棣授意、引导下为恶，可谓助纣为虐。不过，他并没有赶上朱棣进南京后罪残忍的第一批杀戮，方孝孺、齐泰、黄子澄等著名大臣都被诛族而死；陈瑛的罪责在朱棣第二波清除建文帝旧臣的动中，纠弹杀害了武臣近十人。
造反皇帝屠杀前任的老部下，这是朱棣篡夺帝位后的必然。1402年的大屠杀需要人担责，在明史奸臣皆为宰辅的情况下，陈瑛这位二品官成为奸臣，承担起明成祖凶残狠毒地迫害忠良的罪名。颇为讽刺的是，这位奸臣很快被信任他的皇帝过河拆桥、兔死狗烹，在朱棣皇位稳定后，名声不好且权力膨胀的陈瑛，就成了朱棣政治发展的障碍，将其下狱论死，“族其家”。
宋之后的正史，对皇帝再少有恶评，那些所谓罪行累累的奸恶大臣，背后都站着一个个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奸恶皇帝。陈瑛助纣为虐，作为大屠杀从犯的他，背后是那个夺取绝对权力后，凶狠手辣变态虐杀的主犯明成祖朱棣。而所谓奸臣，不过是受最高领袖驱使、授意、胁从的走狗而已。
   （三）严嵩：奸臣是皇帝的手段

所谓奸臣作恶，似乎皇帝是被动的遭受欺骗、蒙蔽、迷惑。事实上，不少皇帝对奸臣心知肚明，任用奸臣不过是一种帝王权术而已。
16世纪明朝皇帝嘉靖朱厚熜就是这样。这位统治大明四十五年的皇帝极其聪明，沉溺于色欲和修道成仙，躲在后宫二十年不上朝，将行政琐事交给大学士。但是，自始至终，帝国都在其掌握之中，大臣们不过是其随意摆布的玩偶，一旦谁让他不顺心，即使是用心侍奉他几十年的老臣，也会随时像狗一样踢走杀掉。
严嵩（1480～1567）的命运就是这样。这位明代执政时间最长、知名度最高的长寿奸臣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二十年，一生谨慎，如履薄冰，揣测嘉靖心思，为皇帝撰写青词（道教仪式中向上天祷告的词文）文采斐然。
但是，等到严嵩头眼昏花再不能勤奋侍奉皇帝，其执行的皇帝政策造成诸多社会问题，造成朝廷积怨，嘉靖就顺应“民意”，毫不留情以“通倭犯上”谋反罪将严嵩抄家去职，贬为平民，其子严世蕃也被诬陷谋反而杀。88岁的严嵩孤苦中死去。
究其根本，严嵩的福与祸，都是嘉靖“威福自操”的绝对权力变幻难测恣肆滥用罢了。
（四）是奸臣成就了昏君，还是昏君创造了奸臣
昏君与奸臣的关系，并非蛋和鸡的关系难以说清，而是互动中共同推动形成的，而首要责任当然是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皇帝，是昏庸无能之君纵容引诱奸臣的产生，而奸臣则将昏君的个人弱点变成国家和社会动荡灾难。明朝亡国之君崇祯皇帝在1544年上吊前说，“臣乃亡国之臣”，说明他至死不悟，弄错了逻辑关系。
《明史》中崇祯皇帝的“奸臣”一为周延儒（1593～1643）。他21岁在京城会试中高中第一名会元，一个月后殿试高中状元，36岁成为大学士， 对于弥留之际的大明帝国，周延儒本该是国之栋梁，末代皇帝崇祯还对他说过，“朕以天下听先生”，却不料想，如此的“英才”却是一位“奸臣”。
不过，周延儒的奸罪奸迹不够突出，他入《奸臣传》原因是因为“性贪”、所用非人、对清军怯战、对李自成造反无对策。“奸迹”不过是、无才略、“性贪”、所用非人、出京师视师，不敢与清军接战。清代史学家赵翼《廿二史札记》为此专条论列:“周延儒不过庸相耳，以之人《奸臣传》，未免稍过。”
周延儒一介文臣身逢乱世无应对之才，不过，他还是有善政，《奸臣传》中还有不小的篇幅介绍他的功劳，包括灾荒时减税等，“中外翁然称贤”。
崇祯一朝另外一个奸臣是大学士温体仁（1573～1639），他的入选《奸臣传》“名至实归”。他怂恿支持杀害了袁崇焕；为了入阁排挤著名钱谦益等东林党人，“日与善类为仇”，得周延儒之助人阁后又“干掉”了周延儒；他植党营私，用尽心思“迎合帝意”。大明王朝在崇祯时代迅速山穷水尽，也有温体仁的“功劳”。
不过，正如《剑桥中国明代史》中的评价，“温体仁从来也没有像张居正在1572—1582年支配万历皇帝那样支配过他的统治者。这表明，通常都归咎于温体仁的明朝政府在17世纪30年代中期的许多失败，其实应归咎于那个维护他的权力并向他下命令的人：崇祯皇帝本人。”
崇祯皇帝的刚愎自用在对温体仁的信任中集中体现，这位结党营私、玩弄权术的奸臣，却一直得到最高领袖的信任，温体仁死后，还获赠官太傅和谥号“文忠”，这位官方盖棺论定的谥号曾给过张居正。
（五）马士英：晚节无亏也枉然
崇祯皇帝吊死煤山之后，南京又搭起了一个明朝草台班子。马士英（1591～1646）是危如累卵的半壁江山的宰相，他非救时英雄，而临时皇帝则如“汉献之孱弱、刘禅之痴呆、杨广之荒淫”，马士英排挤东林党人，并且造成史可法有志难伸，孤守扬州而殉难，这一草台南明政权一年后被清军所灭。
然而，让马士英入奸臣传却不够公正。因为按照盖棺论定之论，马士英大节无亏，他不仅没有投降清朝，还保持了晚节，在草台班子散了之后辗转浙江，多次参加攻打清军战斗，兵败后削发为僧，被俘就义，可谓大明朝的烈士。
马士英之所以成为奸臣，也在于他得罪了东林复社的“君子们”，因为最后清朝设明史馆的时候，正是东林后人万斯同掌握着笔杆子。而且，马士英排挤的同事史可法殉难后得到了清朝皇帝忠臣的褒扬，马士英成为奸臣遭受挞伐也是必然的了。